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，不知何时被转换为“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”。二者其实有所不同。在以国为家的君主眼里，“国事”是君主家的私事儿，不关老百姓；而“天下”亡不亡，才是老百姓的事儿。清朝末年，英军和清兵在广东珠江口为了鸦片大打出手，两岸有众多民众瞧热闹。镇江律师事务所，每有官船被火炮击中，民众即鼓噪取乐。英国绅士于船上观战，大为不解。翻译说，这个国家不以它的民众为重，它的民众亦不以这个国家为重。但当英国侵略者上岸犯我百姓时，广州三元里尤其是珠海淇澳岛的匹夫们奋起抗击，非专业性地击退敌军，赢得了胜利。与“国家”给敌人割地赔款不同，匹夫们反而得到了赔款，他们用赔偿款修建了一条白石街。可见老百姓非不能也，实不为也，如果事关切身利益，当不惜搏之以血肉之躯。

　　如今人民当家作主了，国家和天下成为一码事儿。人民当家作主，简称民主，这是极具中国特色而又极具创造性地对“民主”的阐释。理论上，民主是将老百姓（或曰人民、公民、匹夫）的利益和国家利益高度统一的惟一途径。现代法制理念也告诉我们，权力和义务应该平等。当现代国家要求公民（老百姓）承担各种义务的同时，必然应该赋予其相应的权利，包括政治上的权利。不仅如此，政党理论和政党历史也告诉我们，民主是我国的立国之本、政权之源，必须一以贯之。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大、十六大、尤其是十七大的报告中，进一步明确提出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”、“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”，“扩大民主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”、“社会主义愈发展，民主也愈发展”等等。可见执政党、国家、政府是追求民主、坚持走政治民主道路的。

　　但在现实中，“法治”已经成为传媒的高频词，提到民主则羞羞答答。可以设想，没有民主的法治会是什么样的法治。民间流传说交警有个单子，某号段的车辆是不在例行检查之列的，这样的选择性执法，反映的是“法不治”。

　　“法不治”是特权社会的产物，说到底还是“不法治”。镇江律师事务所，律师作为法律从业者，是法治社会的产物，与“法不治”和“不法治”是天敌。试想，在一个“法不治”、“不法治”的社会，律师能干什么？恐怕不是委身于特权，就是被特权所蹂躏。

　　律师，作为中国的匹夫，为了国家和天下，也为了律师业的生存发展，是有责的。按照德国牧师马丁•尼莫拉的看法，律师无权保持沉默。